王稼祥：钱这个东西，要辩证地对待，既可爱又可恨
俗话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中，王稼祥深刻体会到，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秘密工作，还是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都需要筹集经费。所以王稼祥十分重视金钱，为了给革命筹资绞尽脑汁；但王稼祥却从不为金钱所累，尤其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一直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作为战胜经济困难，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参与了全军大生产运动的领导工作，并且直接主持了军委直属机关的动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大生产运动中，王稼祥十分重视发挥经济工作人员的作用，同时也重视对经济工作者的监督，防止贪污腐化。在194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对于经济工作人员，一方面要教育他们，一方面要尊重他们，另一方面又要检查他们。上半年进行了一次查账，各单位组织经济委员会临时检查，很有必要。”1942年，王稼祥在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召开的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反复强调，经济工作人员是管钱管物的，要善于经营和算账。为此，他专门讲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钱的作用。王稼祥谆谆教导说：钱这个东西，要辩证地对待，既可爱又可恨。有了钱可以买到东西，我们的生活会过得好一点，没有钱就办不成事。在这一点上讲，钱是可爱的。但钱要从正道上来，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如果违法乱纪，搞歪门邪道，甚至贪污得到的钱，那不但不可爱，而且是可恨了。不劳而获的钱是罪恶的钱。这样的人，就会犯大错误，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时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的邓飞后来回忆说：“稼祥同志这些话寓意深刻，不但为经济工作人员，而且为全体同志都敲响了警钟，告诫大家不要在钱的问题上犯错误。”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领导人过的是供给制生活。王稼祥从不因为自己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而自视特殊，也不因为在战争中负过伤、身体有病而搞特殊待遇。在延安，中央军委评定他为甲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可以发给几十元的残废金，但是他从来没有领取过，也不准家属代领。
全国解放后，王稼祥担任首任驻苏大使后，由于工作需要，经中央同意，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律改为薪金制。实行薪金制，就得确定月薪标准。而王稼祥把自己的月薪标准定得很低，几乎与当时苏联一个司机的工资差不多。他的夫人朱仲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医务人员，作为大使夫人陪同前往，同时又在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学习，按规定应该享受薪金制待遇。但王稼祥在大使馆内提出，因朱仲丽正在进修学习，不定薪金标准，不发工资，这样一来，朱仲丽不仅没有享受到薪金制待遇，就连原先在国内享受的供给制也给取消了。朱仲丽每月的伙食费和日常零用钱，也只能从王稼祥微薄的工资收入中开支。回国后，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部长，按规定，有些开支是可以向公家报销的，如作为编外人员的保姆工资，工作需要的书报、地图、办公用品等费用。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交代朱仲丽一律在自己的工资中开支。
“钱这个东西既可爱又可恨”，这就是王稼祥关于钱的辩证法。今天，咱们的物质条件明显改善钱袋子都鼓起来了，更要牢记王稼祥关于钱的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处理好钱与权的关系，避免权钱交易，沦为钱的奴隶。
李富春：家财不为子孙谋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的夫人蔡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这对革命夫妇对晚辈和亲属要求严格，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
女儿李特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1923年生于法国巴黎。由于父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准备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李特特就由外婆葛健豪抚养。
李富春夫妇从不娇惯女儿。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在我7岁那年，我们家给聂荣臻和张瑞华的女儿聂力过周岁生日，当时，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除了女儿，对从小带在身边长大的外孙李勇，李富春夫妇也严格要求，严禁利用干部子女的条件搞特殊。李富春常常教育外孙：“现在人民生活还很苦，我们生活不能特殊，每天能吃上热饭热菜就不错了。”
李勇刚上幼儿园时，蔡畅为避免外孙有养尊处优之想，就将他长托在幼儿园，一星期才回来一次。据李勇回忆：“上小学时，我还是每周回来一次，但外婆每周只给我往返一趟所需的车费5角钱。说起来有点寒碜，有时，我为了节省出买一只冰棒的5分钱，而不得不步行几站路。”有时小孩子回来故意念叨谁家用汽车接了，蔡畅则会耐心解释：“汽车是爷爷奶奶工作用的，不能办私事，更不能接送孩子。”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李富春夫妇就要求李勇自己洗衣服。李勇贪玩，于是和家里的服务员商量，李勇帮她打扫房间卫生，服务员帮他洗衣服。李富春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外孙，并耐心地教导说：年轻人应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不能懒散。李勇听从爷爷奶奶教诲，许多事情上都表现得独立、公私分明。李勇后来回忆说：“这种严格的要求和监督，对于我的思想和行为不无益处。”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在北京去世。后事办完后，蔡畅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前来悼念的亲属。她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悲痛，嘱咐亲属们要学习李富春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做好工作。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遵照李富春的遗愿，蔡畅把两人长期节省下来的积蓄10多万元交给党组织。1977年4月8日，蔡畅又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特别党费上交。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外孙留下一点？”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革命的好思想，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外孙李勇回忆说：“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感受到，外公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共产党人一样，生活的目的不在为自己，而在为人民；不是图享受，而是求奋斗，绝不伸手索取丝毫的个人特权，却毫无保留地奉献个人的一切，这就是外公的价值观。”
李富春、蔡畅夫妇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对个人自立有深刻的体验。在培养子女后代的问题上，很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性，给孩子留下太多的钱财，将不利于子女独立人格的养成。他们不给子孙留钱财，把一切献给党，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许光达：人如明镜 清白传家
许光达大将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叱咤风云，赫赫战功彪炳史册，在生活中忠于爱情、充满激情，与结发妻子邹靖华十年离别情不移的爱情故事，动人而浪漫。一份《降衔申请》，寥寥500字，却昭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美德。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高扬起这份《降衔申请》，朗声赞道：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1960年，由于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减产。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些，一些部队干部亲属从农村跑到部队长吃长住。装甲兵机关也有不少干部的亲属从四面八方拥进北京，在机关大院长吃长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光达主持召开装甲兵司令部党委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困难期间，司令部机关的干部要动员亲属不要来北京;已经来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凡是来探亲的，只允许住3天，就动员他们返回原籍。”没想到这个决议刚颁布没几天，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北京投靠他。当天，劝回这件事由邹靖华向许德富、许德强两兄弟提了出来。许德富火了，他认为这地方就你许光达官最大，你不发话，谁敢要我们走？俩兄弟悄悄进了许光达家厨房，把橱柜一一打开查看了一番，看到家里确实没有多少东西吃，就问厨师：“他们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吗？”“实话跟你们说吧，首长家里也吃上了小球藻，”厨师指着门口一只水缸里养的绿乎乎的东西，“这就是家里养的小球藻。”许德富、许德强看着缸里的小球藻，非常惊讶，将军家里也吃上了替代食品，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1957年，许光达的父亲去世了，湖南老家的几个兄弟拍电报让他立即回去主持丧礼，并要带回供亲属做孝服用的白布。许光达对妻子说：“爹爹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们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况且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但亲人们会不理解。”左右为难后，许光达下定决心，派了一名政治干事，带着200元钱，代他回乡料理丧事，并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一定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果不其然，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对此不满。但许光达告诉政治干事：“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许光达的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丧事安葬了老人。后来，许光达的母亲去世，家乡亲属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许光达对独生子许延滨十分疼爱。但是，他表达爱的方法不是娇惯放纵，而是严格要求。为了严格管教孩子，他立下了三条规矩：一是孩子上学就住校，让其从小就过集体生活。二是严格控制孩子的零花钱，生活标准向工农子弟看齐。三是不准司机接送孩子，让他自己跑路。另外，他还严肃警告许延滨，“在外面不准打我的牌子”。许延滨严守父训，从不对别人讲父亲是司令员。从上小学到上中学，他填表时只填母亲不填父亲。许延滨高中毕业了，因为他品学兼优，学校准备推荐他出国学习。可是，当审核其在学校填的各种表格时，发现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家长栏”里只有母亲的姓名，没有父亲的姓名。学校负责政审的同志来到许延滨家中，才知道许延滨的父亲是许光达司令。在征求许延滨出国学习的意见时，许光达却拒绝了。他的理由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在国外会受到特别照顾，对子女并无好处。
来源：滕州党史史志
供稿：纪委办公室
